做為當代歷史學的分支，環境史與六零至七零年代橫掃歐美社會的環境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1962年，生物學者卡森 (Rachel Carson) 發表《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引起社會對環境污染的廣泛關注；1968年，經濟學者哈定（Garrett Hardin） 發表〈共有地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悲觀地預言若無國家與市場的規範，地球的自然資源終將被人類消耗殆盡；同樣在1968年，生物學者恩利希（Paul Ehrlich） 發表《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預言在十年內將會有千萬人死於饑荒。歐美社會對於環境議題的省思於1992年里約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達到高峰。逾一百五十個國家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 「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二十一議程」等文件—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等也從此成為琅琅上口的詞彙。

歷史學者並未自外於這樣的知識氛圍。當時的歷史學者，正試著把視角從帝王將相拉到工人、農民、女人等在傳統歷史敘事中遭到消音之行動者。如果說歷史學的目的便是在為那些屈居社會底層之「沒有歷史」的人群發聲，第一代的環境史研究者問自己：我們有沒有辦法把分析視角往下延伸，直至人類安身立命的地球？除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以外，生態學或其他環境科學有沒有辦法提供歷史學者一個看待過去的嶄新角度？

目前所稱的「環境史」於焉誕生。重要研究者如Donald Worster、William Cronon、Carolyn Merchant等人，關心者為探究當代環境問題的根源。在此問題意識的引導下，研究者致力於訴說一個人類破壞環境、導致大自然反撲、再以環境運動重建與自然關係的故事。然而，自2000年以降，環境史研究者開始捫心自問：如果說環境史的核心關懷為探究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什麼是環境？什麼又是社會？立基於環境的歷史書寫當然很好，但我們該如何避免落入流行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環境決定論？以生態學的觀點來探索人與自然在長時間尺度的互動關係當然也很好—但什麼是生態學或環境科學？科學難道是鐵板一塊、自動免疫於社會及文化的影響、既沒有歷史也無地理的存在？